解放战争期间，曾发生过一件令人称奇的事：解放军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战科长，带领九名战士，与兄弟部队合作，竟然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，收编了二千多名国民党官兵。查阅我军军史，这样的巧胜、智胜是极其罕见的。

那么，这位作战科长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
此事发生的时间是1948年10月，地点是辽宁沈阳一带。当时，整个辽西地区的局势基本上已经被东北野战军控制住，国民党廖耀湘部被歼灭了十多万人，仅有少量敌人溃逃。

根据这一形势，部队首长作出了把指挥所转移到沈阳前线的决定，作战科长尹健奉命带着参谋徐树荣和一个警卫班（共八名战士）去新的驻地打前站。为了加快速度，首长给尹健特批了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吉普车和中型卡车各一辆，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。

尹健接受命令后立即出发了，没想到在沈阳新民一带，他们却遇上了敌军，而且是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兵师（确切地说，不是一个完整的师，而是欠了一个旅）！

这个骑兵师准备去干啥呢？由于当时廖耀湘兵团已跟东北“剿总”失去联系，为此卫立煌派他们到辽西地区去打探情况，必要时参与作战。该师离开沈阳，便飞速奔向辽西地区，不料途中正好与尹健一行狭路相逢。

有趣的是，由于尹健等人乘坐的车身还有国民党的标志，因此一心赶路的骑兵师也没把尹健他们当回事，双方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最后有一处路面塌陷，车、马就都搅和在一起去了。尹健一看实在走不了，就命令把车子都停在路边。

尹健也是个不怕事的，下了车之后竟然径直走到两个敌骑兵身边。巧的是，他竟然与其中一人是同乡，便借机攀谈起来。当尹健得知他们的目的后，便结束了“拉家常”，非常严肃地告诉那位同乡：“廖耀湘兵团已经被我军全部歼灭，我写给纸条子，你去交给你们师长，告诉他们马上放下武器，向我军投降，否则与廖耀湘是一样的下场！”

把条子交给同乡之后，尹健自忖敌方人太多，还是走为上策，便让战士们赶紧调转车头往回走。

没想到的是，刚走了十来分钟又遇上了敌人——国民党二〇七师的部队正在沿途修筑工事。

尹健毫无惧色，竟然像之前一样如法炮制，又找到最近处的两名敌兵，写了张勒令敌军投降的条子塞给他们，让他们交给指挥官。做完这些，便大摇大摆地开走了。

不料，头一次撞上的敌骑兵师竟然派了他们的参谋长追了上来。双方在路边进行交涉，原来他们自知大势已去，已有投降的打算。此人向尹健提出，要直接与林司令员谈判，被尹健回绝后，又改称可与五纵司令员谈判。但此人又提出种种无礼条件，让尹健大为不满。

无巧不巧，就在双方正在交谈时，东北野战军的一批人马也来到这里。他们是由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、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何敬之两人率领的一个连和一支干训队，乘坐着十辆卡车。

尹健灵机一动，他让敌参谋长去把他们师长找来，然后自己找到李聚奎悄悄商定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——他让李聚奎以“东北野战军摩托化部队司令员”的名义与敌骑兵师进行谈判，当然，这个所谓的“摩托化部队”是并不存地，只是为了虚张声势。

过了一会儿，敌骑兵师长果然带着一个班的兵力赶来谈判了。在谈判当中，敌师长还是起了疑心，因此不肯放下武器投降。

尹健见此情景，便悄悄走到别处，给主持谈判的李“司令员”打了一个假电话，谎称“军委发来一份加急电报，要求我部尽快歼灭残余之敌，向沈阳大举推进。”

李聚奎明白这是尹健的计策，便故意把通话内容让敌师长听到，并要求他们尽快表态。敌师长果然中计，便提出两个条件：一是请求解放军对骑兵师军官的家属提供保护，二是留下4匹好马给他们。

李聚奎见好就收，答应了这两个条件，并当场解除了他们的武器，紧接着，敌师长也向随行的全部人马下令，向解放军缴械投降。

就这样，尹健这个小小的作战科长，遇敌不乱、处变不惊，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，充分调动所有能用到的资源，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，竟然在未发一枪、未费一弹的情况下，俘虏了敌军一个骑兵师。

当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得知此事后，高兴得哈哈大笑，拍着尹健的肩膀连连称赞：“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巧胜，一出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的好戏！这次你这个作战科长唱主角，依靠你的沉着冷静、斗智斗勇，智降敌军一个师，你发挥的作用至少相当于一个师长。我不但要为你请功，还要请首长对你委以重用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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